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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並非找不到主題，而是缺乏材料，尤其隨著時 間改變或社會無法見容，彼時部分運動者只好回歸 「常軌」，不再參與任何活動，離開歷史舞臺的聚光 燈下。
是以如今取得資料的過程，有時只能仰賴因緣巧合， 許雪姬回憶當時有幸在 1 場研討會上遇到知情人士， 請對方幫忙書寫日治時期左翼成員趙從錫(1907- 1935)、趙清雲(1909-2003)堂兄弟到蘇聯留學的故 事 5 ，才重現這些曾完全消失在臺灣人記憶中的往事。
正因史料得來不易，每次遇見都是珍寶，許雪姬選擇 主動出擊，把握部分年邁前輩還在世可訪的機會，為 他們做口述史。1987年解嚴後，人們思想逐漸解禁 而願意受訪;或有人年紀漸長，擔心這輩子沒有留下 任何紀念，因而終於開口。
前輩們見到的視野有時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顛倒 拼湊，需要多方比對檔案或其他口述;有時則令人無 法置信，「然而有的不可信是因為我們的無知，以為 他在亂說。」許雪姬感嘆，有些白色恐怖故事過於離 奇，幾年後有更多資料佐證，才確認這些比小說更加 荒誕的現實為真。
做日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史必須與時間賽 跑，同時詳察確認事實，許雪姬因此片刻不敢放鬆。
5 兩人出身臺中大肚，公學校畢業後先後前往中國發展，堂兄弟2人在上 海加入共產黨之後，雙雙被推薦保送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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