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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但很快地便轉念思考——是否順此機會，「在百 年此刻，把話語權還給大眾，讓大家嘗試自由發聲， 我們決定就來辦影片徵件。」許美惠和她的團隊並沒 有向疫情妥協，隨便弄弄了事，反而激發出鬥志，得 到更具創新意義且迎向群眾的作法。
「我們是一個沒有史料典藏的館，我們的館藏可以 說就只有這棟古蹟建物。所以我們在定位自己的時 候，其實會有點像是一個平台。要怎麼樣去傳達想 要講的故事給民眾，甚至需要相關史料或研究也都 得透過外部資源的整合。我們必須跟其他博物館或 中研院等機構借展，或委託學者對特殊主題進行研 究。」許美惠並不避諱直言新文化館的資源限制，但 也因此她非常清晰地描繪出新文化館所能扮演的平 台角色，以及據此可能達成的目標。
因為沒有常態性的典藏文物，新文化館同仁在進 行策展時，便會更加倚賴相關重要報導人(key informant)的資訊協助。比如館員王力緯就分享他 如何從韓良俊醫師——韓石泉(1897-1963)的4子 (韓石泉是文協首屆理事、也在1923年「治警事件」 與蔡培火等人一同遭逮捕)——得到許多有趣的新線 索。尤其是關於文協的「南部觀點」，突破了既有論 述集中在臺北、臺中的限制。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大 人物小故事，像是「蔡培火人很好但有點小囉唆」這 類有著親近互動感的真實評語。「我們常常去使用一 些日記或手稿，展出這些第一手、未經轉化的生活素 材，對於大家更全面性地理解文協人物，他們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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