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Lunyushanren Col II

世紀初期青花瓷產量有限，或因當時青花瓷不符合日本美學。縱觀各種來
源證明，或其不足之處，可推斷前者似乎較具可能性。
元代期間出現了一種外型獨特的龍泉青瓷，或為中國最早為因應日本品味
的而特製的瓷器。它的傳統日文稱號為「飛青磁」，亦獲西方沿用，因其
青釉表面疏落有致地遍佈鐵斑而得名。在亞洲地區發現的例子絕多為次
等，惟日本所見的則造型優美，質感細膩，青釉粉淡雅逸，甚得鑑藏家推
崇，褐色鐵斑古意盎然，令此龍泉佳器被冠以「飛青磁」一名。
明代初年，除進貢以外與日本的私人交易一律被禁，然而，中國瓷器、絲
綢、綿花則無疑地外銷至日本。及至十六世紀中葉，一組景德鎮窯燒造的
瓷器在日本大受歡迎，其日文名字「金襽手」至今仍被西方沿用。此特徵
指高溫瓷釉或釉上琺琅表面直接施以金彩描繪草卷紋飾。單色底釉中最常
見有紅、綠、藍，而同名的一批相關瓷組，則揉合多色琺琅紋飾，偶見額
外的釉下青花細節，以及經常在紅釉上施加的描金卷草紋。這種描金紋飾
是以金箔混入瓷釉或琺琅彩所成，故此非常脆弱，必須小心處理。時至今
日，日本仍藏有甚為豐富的金襽手器。
及至明代下半葉，中國景德鎮御窯廠的陶匠充分意識到日本藏瓷熱所帶來
的經濟意義。中國瓷器銷售予日本的價格可比廣州高出兩至三倍。日本故
此成為中國陶匠在1608年御窯廠停產後轉向的重要市場。直到1570年代，
長崎及馬尼拉分別發展為中國瓷器與西方及亞洲內的交易中心。威廉·愛
德維(Willam Atwell)曾如此描述：「一瞬間，中國絲綢遍及京都及利瑪街
頭，中國棉花外銷到菲律賓及墨西哥市場，中國瓷器更置身於從堺市(大阪
府內的港口城市)以至倫敦的時尚居所。」(詳威廉·愛德維著，費雷德里
克·W·莫特及丹尼斯·戴維察特編，《劍橋中國史第七卷-明代(1368-
1644)》 第一部分，本文譯，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587頁。)通
過上述及其他奢侈品的交易，中國賺得大量日本銀元。
景德鎮御窯自1608年停止運作，意味著陶匠得尋找新客户或將觸角延伸至
宮廷以外的民間市場。隨著日本人建立起鑑賞中國瓷器的品味，中國陶匠
亦開始仔細研製專門迎合日本鑑藏家偏好的瓷器。十七世紀出現了兩種具
日式風格的瓷器，其日文名稱「古染付」及「祥瑞」仍於西方沿用。「古
染付」與中國天啓年(1621-27年)有所關連，而「祥瑞」則命名自與崇禎年
(1628-44年)有關而頗具爭議的款識。「古染付」樸拙而附帶鐵銹質感，甚
得日本茶道大師歡心。「祥瑞」瓷器則以準備有緒的物料精工細繪，呈現
異常奇詭的器型。1630年代的中日商貿包括瓷器貿易出現上漲-葡萄牙商
船經澳門運抵中國的銀元相應遞增。然而，葡萄牙自1639年被逐出長崎，
大大影響中日貿易合作，進入日本的中國瓷器產量亦隨即下滑。
儘管如此，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之時，一股敬慕中國文化的風氣於日本
文人之間復蘇。此現象與當時興起的煎茶文化(煎茶須經浸泡，相對於粉末
狀的抹茶)有關，及後亦對古董鑑藏有所影響。故此眾多日本文人陶藝家，
例如京都的奧田穎川(奧田頴川1753-1811年)及青木大米(1767-1833年)的
作品風格受到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古物極大的啟發。踏入二十世紀，日本人
對中國瓷器的仰慕再次盛行，不少實驗性的陶藝作坊，例如位於橫濱著名的
宮川香山(1842-1916年)工作坊，便接受了再造中國古代陶瓷的挑戰。
二十世紀初，一些竭心盡力的著名日本古董商助長了日本人對中國藝術的
熱情。1905年4月，22歲的繭山松太郎(1882-1935)到訪北京並開辦古
玩生意。他旅居北京期間苦研中國藝術，對龍泉青瓷情有獨鍾。雖然他於
1916年返回日本，但其公司仍繼續買賣中國瓷器，至1935年其子繭山順吉
(1913-1999年)接管繭山龍泉堂的業務之時，中國瓷器已然成為其公司於
不同商址營業時最重要的交易項目-先是東京銀座、其次為京橋，以至自
1923年起由美國建築大師法蘭克·洛依·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設計
的東京帝國酒店。
他們對中國陶瓷持久的熱愛，從1976年繭山龍泉堂出版的《龍泉集芳》及
1988年出版的繭山順吉自傳《美術商のよろこび》（（美術商之喜悅）
，東京，1988年出版)中表露無遺（圖二）。即使在1911至1945年間的動
盪歲月，日本古董商仍聯同西方如英、德、法國的行家不斷走訪北京以琉
璃廠為中心的古玩集散地。日本另一最為舉足輕重的中國古董商山中定次
郎(1866-1936)，曾於北京開設其商號。雖然1894年當山中商會在紐約創
業，以及1899年擴展業務至波士頓及大西洋城之時主要銷售日本藝術，自
20世紀初起，其銷售之中國藝術品數量已超越日本藝術品。1912年山中商
會成為恭親王的獨家代理，並於1917年在北京設店(參見朽木ゆり子《山中
商會-向歐美銷售東洋瑰寶的美術商》，本文譯，新潮社2011年出版)。山
中氏聘用了一位非常能幹的店長高田義四郎(高田义四郎)，素以能辨善鑑見
稱。(詳見Di Yin Lu著」《搜購中國文明1911-1945》，本文譯， 加拿大
維多利亞大學亞太發展促進中心CAPI研討會，第4頁)。據說山中氏本人自
1921年起，每年春秋二季都會到訪北京。(詳見Di Yin Lu，同上，第5頁)
山中商會購入的中國瓷器後於大阪、紐約及倫敦售出。其他日本古董商亦
為其顧客搜羅中國瓷器，而許多蔚為大觀的中國陶瓷珍藏，正是由此途徑
建立自一眾日本藏家。
今時今日，只要稍為遊覽日本的主要博物館，便能一窺日本一直以來對
中國瓷器的著迷。以部分博物館館藏單一顯赫家族世代流傳的珍貴收藏為
例，這類收藏往往與茶道文化有所關連。此話所言非虛，例如愛知縣德川
美術館(徳川美術館)，其館藏為1935年德川義親(徳川義親，1886-1976年)
所捐贈。藏品包括德川幕府首位將軍德川家康(徳川家康，1543-1616年)、
其子德川義直(徳川義直，1601-1650年)及其家族世代收藏。另一例為九州
熊本藩主第十六代當主細川護立(1883-1970年)於1950年成立於東京的永
青文庫美術館。其基金會藏有大量文獻館藏豐富多元，其中最為重要的中
國瓷器是用於日本傳統茶道的器皿。
日本有些博物館館藏得自藏家購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私人陶瓷收
藏，亦可反映日本藏家對中國瓷器日久經年的愛好。例如由自1890年代起
開始收藏藝術品的岩崎彌之助男爵(1851-1908年)創立、其子岩崎小彌太男
爵(1879-1945年)擴充的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静嘉堂文庫美術館)。他們先後
擔任三菱商事第二及第四位總裁。靜嘉堂是岩崎彌之助的齋號。靜嘉堂基
金會自1940年成立，而靜嘉堂文庫亦同時落成。庫內存放著岩崎彌之助男
爵的個人書籍珍藏，包括80,000冊日語及120,000冊漢語著作。興建美術
館乃岩崎彌之助男爵的心願，可惜延至他辭世後才能達成。1992年，為紀
念靜嘉堂成立一百週年，一座新建的美術館啟幕，館藏逾6,500件藝術品。
岩崎氏庋藏甚豐，總類琳琅滿目，涵蓋中日藝品，包括刀劍、茶具、中
日繪畫、書法、陶瓷、漆器、文房紙筆，以及木刻，其後由兒子小彌太擴
充。岩崎彌之助尤其醉心中國陶瓷，藏品橫跨漢至清代，覆蓋範圍全面，
而且系統分類有緒。
另一顯赫有名的博物館，是根據工業家暨東武鐵道公司(東武鉄道株式會社)
主席根津嘉一郎(1860-1940年)遺囑內容所成立的根津美術館。他旨在建
立基金會以保存其私人收藏，而美術館則在1941年於其青山大宅揭幕。大
宅花園具古典風格，附設數家茶室，如其收藏品一般散發著其對茶道的熱
衷。在根津美術館云云館藏中，不乏來自日本、中國及韓國的頂級茶盞。
除了其重要日本收藏外，博物館更以一眾中國古代青銅器、宋元繪畫及各
代陶瓷譽滿天下。有賴諸多私人藏家的額外捐贈，博物館館藏近年更增至
7,400件。
蜚聲國際的日本藏重要中國陶瓷還有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藏。此批
藏品為安宅英一(1901-1994年)所有，當中結集逾千件東亞瓷器（圖三）
。安宅英一來自富裕的商賈家族，曾出任貿易商行安宅產業總裁及顧問。
「安宅珍藏」(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就是由他親創立及監督的。透過安宅氏
細膩的審美觀，一個主要涵蓋中國唐、宋、元、明代陶瓷，以及高麗與朝
鮮陶瓷的顯赫珍藏隨之成形。安宅產業解散後，住友集團把藏品贈予大阪
市。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正因此於1982年成立。
因著日本長久以來對中國瓷器如此珍視之歷史背景，臨宇山人於七十年代
起開始購藏中國瓷器。及至九十年代，這位收藏家發現自己與日本平安(公
元794-1185年)及鐮倉(1185-1333年)時代的審美偏好心有慼慼焉，對中國
宋瓷分外著迷。本圖錄所展示的藏品，正說明一直吸引及啟發著臨宇山人
的，乃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陶瓷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