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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構化理論探討台灣住宅問題

葉佳惠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高房價、高空屋率，以及租屋黑市一直以來為

國內住宅市場最引人注目的特徵(花敬群， 2015），也是民眾與政府揮之不去的
夢靨。雖然政府相關單位瞭解居住權不公與龐大空屋的嚴重性，卻仍無法有效解
決空屋問題。究其原因，國內空屋現象涉及總體結構與個體行為之複雜關係，背
後隱藏許多混淆現象有待澄清。

Giddens (1976)提出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結合總體結構與個
體行為者之雙元特性，其認為結構雙元性係指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構建，但

同時也是建構的媒介。結構與行動在個體的社會實踐中是互相依存且相互塑造。
在這一理論框架中，結構不是外在於個體的獨立實體，而是透過行動在時間和空
間中不斷被再生產的過程。因此，社會與個體、行動與結構，都在社會現象的觀
察和解釋中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它們構成一個互動的統一體系，而不是相互
對立的元素(董才生、王遠，2008)。

運用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有助於理解臺灣結構（如政治、經濟、法律體系）

如何與行動者（政策制定者、開發商、居民）的行為互動，並共同塑造住宅市場
的高空屋率與高房價現象。政策制定者通過法律和稅收措施設定房市規範，這些
規範影響開發商和居民的投資和購買決策。經濟結構，如金融貸款條件和利率，
決定資金的可獲得性和購房成本，進而影響空屋率。此外，文化觀念和社會期望

也在決定個體是否留置空屋時扮演角色。另外，行動者在這些結構中運用自身的
權力和資源，進行策略行動，如選擇不出租或不出售房產以期待價格上漲。這些
行動再透過反思性監控被調整，以適應經濟變化或政策更新。在此循環過程中，
行動者不斷地在結構制約和個人能力限制之間尋求平衡，形成持續演進的社會實

踐(詳見圖 1)。因此，臺灣的高空屋率可以視為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者互動的結
果。此一互動受到社會實踐中結構性特徵的影響，如房地產政策、經濟條件以及
社會文化態度的變遷，並通過行動者在這些結構中的策略選擇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