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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８ 苏东水文集

先利其器”；“法”乃治国之本，也就是要求依法管理；“信”是指讲求信用，诚实为重；“筹”是指运筹帷
幄，制定全面性的战略；“谋”就是计划、规划，做任何事都要有预见；“术”则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运用
方式、方法和策略，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克敌制胜；“效”是指高效，也就是说办事必须注意提高
效率和效益；“勤”是提倡勤俭节约，主张民生在勤；“圆”是指圆满，也就是力求使事物处于合理、最
①
佳的圆满状态 。
对于东方管理的本质，历史上各学派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在儒家看来，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行
为；在法家看来，是一种功利的行为；在道家看来，是一种“效法自然”的行为；在墨家看来，是利他的

行为；在《易经》的观点看来，是一种“人道行为限”。 这些对于管理的见解各有根据，亦各有所长。
苏东水认为，东方管理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② 。 “以人为本”，即一切
以人为核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以德为先”强调道德伦理的作用，管理者先“修己”以
做出道德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达到“安人”的目的；“人为为人”要求每一个管
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和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控制和调整自己

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并使其主
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东方管理文化是长期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生产和劳动实践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博大精深。
即使是现代西方的许多管理者，也将目光投向东方文化，认为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
其中的德治、人本、人际关系等思想，代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终趋势。 他们用儒学思想改进自
己的管理意识与手段，认为它完全可以创造一个能使员工奋发学习、不断进步、携手努力、克尽己责

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不仅创造财富，而且培养人才，向社会弘扬一种精神道德———将企业员工生存
质量的改善，扩大到社会环境的改善、社会中人的行为能力和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人与人亲和互助
关系的加强。 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传统的
管理思想更是外国管理学者讨论的热点之一。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
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力，功应居首。”③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

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 · 大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ｕｃｈｉ ）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文化的管理，“我们一旦
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④ 。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应当弘扬自己民族优秀的管理文化。
同样，在研究有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中，也离不开我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实践中形成的
管理文化。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Ｆ．Ｄｒｕｃｋｅｒ ）认为： 对于传统文化，可以利用它而不要改
变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论什么民族，也不论在什么时候，人们总是不断地吸取传统文

化中的有利因素，并融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我们在研究有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时，也同样要
把优秀的传统管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发扬光大。 这是因为，
一方面，对传统的东西，不可能割断它，也不可能跨越它，去作空白地上的建设与创新；另一方面，弘
扬东方管理文化也要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例如，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的
思想，“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仅被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也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大

① 苏东水等： 《东方管理》，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页。
② 同上。
③ 伊藤肇： 《东方人的经营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页。
④ 威廉·大内： 《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