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CASA Bulletin of Anesthesiology 2019 Issue 6

Vol.6, No.6, 2019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所遇到的第一例恶性高热病人的诊疗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是患儿的治疗
并未就此结束。术后5天，患儿出现感觉平面障碍及截瘫症状，脊柱CT检查发现胸2椎体两根椎弓根钉
出现异位，滑入椎管，怀疑脊髓受压，于7月16日在局麻下将这两根椎弓根钉取出，之后在PICU继续
治疗了近两个月才转回普通病房。10月24日，患儿在经历了3个半月的治疗后终于出院，虽生命体征
平稳，但脐以下皮肤感觉异常，无自主控制排尿，双上肢肌力略减退，双下肢痛触觉、温热觉障碍，
肌力2级，无法自行行走。截至编者发稿时，患儿仍处于康复训练中，康复之路仍然遥遥无期。

恶性高热，相信每个麻醉医生都或多或地的对其有些了解。曾几何时，我们还认为它离我们很遥
远，即使偶尔在新闻或网页上听到或看到国内某家医院“似乎”发生了一例恶性高热，我们也只是将
其作为饭后茶余闲聊的话题，玩笑般地评论几句。在美国进修学习的半年里，我去过两家医院—达拉
斯儿童医学中心和德州儿童医院，每间手术室里都在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恶性高热的诊断与处理流程，
药房都储备着丹曲林。我当时将其归结为人种基因谱的不同，以及美国医疗体系的强大和资金的充
足，尽管半年里我并未见到一例恶性高热。

正是因为恶性高热发病率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所以就存在一个很微妙的伦理学悖论，也就是大
家可能有所了解的“扳道工的抉择”：有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而那个地方有两条铁轨，一条还在使
用，一条已经停用，只有一个小朋友选择在停用的铁轨上玩，其它的小朋友全都在仍在使用的铁轨上
玩。很不巧，火车来了，而且理所当然的，向着仍在使用的铁轨行驶，而你是站在铁轨切换器旁的扳
道工，你会怎么做？让火车转往停用的铁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救了大多数的小朋友；但是那名在停
用铁轨上的小朋友将被牺牲。这种选择似乎比较符合我们的认知，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名选择
在停用铁轨上玩的小孩显然是做出了正确决定，而他的朋友们则因为无知或任性，在不该玩耍的地方
玩。为什么做出正确抉择的人，要为了大多数人的无知而牺牲呢？

同样的，在恶性高热特效药—丹曲林的储备上，也有这种认知。目前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得如火
如荼，医改的主要精力是解决广大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管编者认为与国外相比，国内
看病真的不难，真的不贵），每年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经费，用于发病率极其低的一种疾病的预防
工作，是否值得？在本次事件之前，我也同样抱着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把财力和精力放在降低全国各
地区麻醉相关死亡率和并发症上。但是，回国仅仅一年后，我们医院就发生了第一例恶性高热病例，
随着手术种类的增多，患者数量的增加，今后这类病例肯定还会发生。

生命是平等的，每个患者都不应该遭受这种痛苦。幸运的是，随着国际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内越
来越多的麻醉医生也都转变了思维，一些大型综合性医院也开始储备丹曲林，通过药物调配，治疗范
围辐射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受益。而通过普及对恶性高热的认识和诊断，全面推广普及围
术期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和体温监测，做好术前访视，包括家族史的征询工作等，做到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让悲剧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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