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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 苏东水文集


                统,特别是德治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德治国”方略。 这一方略在实践中的运用,就是
                强调通过启迪人们的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仁”的道德意志,增强“仁”的荣辱观念,
                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恶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形成自治
                的动力。 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方略是治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治国方略。 这一方略是中国共
                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巨大发展,也必将大大丰富世界治国文化宝库。

                                           二、东方管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民以食为天”是妇孺皆知的一句名言。 东方管理中的很多策略和方法,就是围绕这句名言组
                织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战后,日本管理思想界对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应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
                企业思想家认为,企业职工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企业的忠诚心、爱社(公司)心、归属意识的
                表现,本质上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反映。 日本企业通常用如下三句话概括他们的儒家经营方式: 保
                障职工终身就业,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在企业内部设立工会。 日本企业的凝聚力,或者说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正是上述特殊的儒家企业经营方式的产物。 著名的日本企业经营者横山亮次

                说,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 他自己的
                经营思想就是以儒家管理的“礼”和“义”为基础的。 在同职工的关系上,他贯彻了“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管理思想。 除横山先生外,许多日本企业家也都以“孔孟之道”为经营
                指导思想。 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为企业管理最高道德标准,日立集团

                的创始人小平浪子把“和”“诚”“言行一致”列为“社(公司)训”,日立电机公司的创业者立石一真主
                张“和为贵”,建立“相爱和相互依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
                    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 新加坡现
                代企业精神=西方电脑式的计划+东方勤俭的美德。 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 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

                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东方的价值
                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加以肯定。
                    在我国台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经营实践体现着东方管理的深厚基础。 著名“塑料大王”王
                永庆的儒家经营哲学就是成功的一例,并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产生着深刻影响。 王永庆认为,一个

                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的无形资源比有形
                的更重要,这里诸多无形条件中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礼”“信”,离开儒家管理思想,企业只能是一
                盘散沙。 他认为,企业经营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一个公司如果发生物化的资源亏损,只要算得出
                来,并不是很严重的事;真正可怕的危险是职工管理意识的蜕变和堕落,做事敷衍搪塞,这种无形的
                损失远非金钱所能补救,这才是严重影响到公司存亡的大事。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企业出现了“工人自治”“自我管理”“工作小组”等活动,许多企业
                还开始实施工作轮换制度、弹性工作制,实行民主管理、参与管理、建立企业恳谈会制度等,企业管
                理民主化的浪潮一度高涨。 这体现了西方社会中管理者对日益高涨的人性解放呼声的一种妥协,
                客观上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东方管理理念在西方社会的新表现形式,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正是东方

                管理强大生命力的现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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