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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典范。 海外华商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 特别是“五
缘网络”,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神缘相循,这是我在198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提
出的,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
东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互补性,而二者的融合使海外华商具备了独特的经营智慧,从本质上来
看这就是一种融合创新。 在东西方智慧的交汇点上,海外华人企业家们自觉地博取两种经营智慧
的长处,并创造、提炼、淬取出一种全新的管理范式,促生了一大批精于经营管理同时具有强烈社会
责任感的海外华商巨富,近现代的陈嘉庚、林绍良、郭鹤年,当代的王嘉廉、杨致远是其中的佼佼者。
德鲁克一向盛赞华商管理模式,称“海外华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提倡以华人企业为师的美
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层预测,华人商业网络将取代日本成为新世纪亚洲的主要商业理念。
二、“ 三为”
“三为”是东方管理学的精髓,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其中,核心观点是“人为为人”。
(1 ) “以人为本”要求一切管理活动以人为中心,努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 在中文
里,“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出自《管子·霸言》,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
上,此后又有孟子的“民贵”论等更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
陆续提出现代管理要以人为本的理念,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东方管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人乃天”
和“事人如天”等观点。 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归纳出来的,因为东方管理哲学中的确有这样
的传统,但现实中的管理方法和操作可能经常与之相悖。 最近几年,中国的领导层重新意识到“以
人为本”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最基本的执政理念之一,这种理念很快由上至下渗透到各级政府、各类
企业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2 ) “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之以德”“德为贵”的
思想,要求“德”放在首位。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
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他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 管理者要通
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以求更
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论语·尧曰》中讲到个人品行要“尊五美”,其中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两
项可以看作对管理中道德之威的绝佳注解。 我们从现实实践中提出“五德”观念: 官德、商德、民
德、师德、公德。 国家要兴旺,要做到“五德”,以诚为基。 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此深有体会,温家宝总
理在今年教师节援引了《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要做好这三点,一定要以德为先。
(3 ) “人为”是发挥人的积极性。 东方管理文化重视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可塑性,从而提供了人
的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人为”思想甚至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人为学”,包括十个方面,主要有: 关于
人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的研究,关于奖励和惩罚的研究,关于人和的思想,
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关于用人问题的研究,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关于如何运用权力
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和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等。 另一方面,“人为”的
根本目的是“为人”。 管理也体现为从“人为”到“为人”的过程: 无论是建立大同世界,构造和谐社
会的理想,还是现代企业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观念,都体现了“为人”的管理目的。 “人为为人”的理
念落实在实践中,是倡导以身垂范、合理授权与自我管理。 清代曾国藩对军队和家庭的管理就是
“人为为人”的典范。
“三为”精神实质是“无私”和“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