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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管理文化变革（ １９９７） ２４７

的活动过程的分散与集中并存、小型生产规模与巨型化结合，导致人们重新思考现代管理行为的规
范化、最优化和数量化的适用范围与合理性。
最后，以要求可持续性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正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对环
境、资源等加以限制的、高效的利用，同时对之合理重建。 显然，可持续性发展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而它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管理发展的契机。
面对如此令人兴奋的世纪之交，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变化。 面对如此迅速而又巨大的变化，在
东方的土壤上孕育出一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
文化。

近年来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的“四小龙”，以及正在进一步崛起的中国大陆，
多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世界华商范围。 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后
儒教伦理”“后儒家文化”“新儒商”等概念，试图理解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 东亚的经济发展显然是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儒家文化未必是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最好原因，但其影响绝不可低估。
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的其他重要条件已经完全或基本具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

管理文化主要是中华管理文化的魅力正在更加完美地表现出来，西方管理思想向东方靠拢正是一
个必然的趋势。
东方管理文化是积两千年思想、理论和经验所创造的，它造成了维持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华统一
的国家。 这样一种管理文化是值得重视的。 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经济的衰弱和西方经
济的迅速发展，这种极有特色的管理文化几乎被完全忽视和大大误解了。 这是管理学学术研究的
失误。 如今，随着学术研究方向的拨正，随着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最大限
度的热情和期望来研究东方管理文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
东方管理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但又不完全是儒家文化。 中国在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２２１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就管理行为而论，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修己安人”“移民为本”；周易的“刚
柔相推、崇德广业”；还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兼
爱”“利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唯法为治”；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的“运筹定计、知人善用、应敌
而变”；以及农家、阴阳家等等。 甚至还有过以《管子》为代表的经济管理学派称为“轻重学派”；南北

朝以后还在传入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以人为善”。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中国传
统文化有机会充分演练、全面整合，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多重特性。 这些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相互
融合，形成了东方管理文化的精华。
面对如此丰富的东方管理文化，现代管理可以吸收些什么精华呢？ 我以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
以下三条，这三条也是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属性。
一曰“以人为本”。
这里的“人”，首先是处于管理系统之中的人，即所谓“民”。 中国传统文献中对“民”的重要性的

论述极其丰富，择其要者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孟子·尽心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贾谊新书·大政上》），“民者国之本也”（《淮南子·主术训》）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
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 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仁”，“仁”尤其是其伦理思想的主体，按照《礼记·
中庸》的记述，孔子回答什么是“仁者爱人”（《论语·八佾》）。 所谓“爱人”，无非是人际关系的协调
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西方管理从霍桑实验之后开始重视仁的作用。 但直到近年来，人本管理才成

为与科学管理并驾齐驱的两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