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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４ 苏东水文集

显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讲，优秀文化是一切组织持续成功的精神支柱和驱动力。 东方管理学的管理
文化覆盖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等多个层次，其研究的“组织”包括国家（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企
业、家庭和人本身。 我们对东方管理文化的研究就是为了培养和建立一种同时具有历史连续性、内在
一致性、普遍适用性和强大辐射力的管理文化，指导国家治理、企业经营、家庭生活和个人修养。

二、东方管理文化的研究历程

１９７６年，我给复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作关于《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的系列讲座。 当时，我
感觉王熙凤的管理方法和晚些时候西方流行的泰罗式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泰罗式管理在美国成功
施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王熙凤的管理只在短期内奏效。 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故事，但却启发我
思考其中的深层原因，思考的结果是王熙凤的失败因为她完全背离了东方管理文化的精神，她的管
理方法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管理的要求。 同时期，我还做了另一个讲座“《资本论》与管
理科学”。 《资本论》第三卷提到管理的两重性问题，即管理也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我感到，

管理的社会属性同时也是管理的文化属性。 所以，在此后的研究中，我格外注意分析具体的管理方
法对现实文化土壤是否适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正值我国管理研究和教育领域开始接受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学者和企业家
越来越重视管理过程中的操作层面。 我却坚持认为更应该从文化层面即管理文化的角度来透视和
理解管理的实质。 因此，东方管理学派对管理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次上，还进一步深入到
形成和影响管理的文化背景之中挖掘其背后的哲学内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阐述以中国传统管理
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时，我不仅提出东方管理学理论的知识基础———“三、六、九构成说”，

还把蕴涵在这些著作中的管理文化归纳为东方管理哲学“十五要素说”，深化了“以人为本、以德为
先、人为为人”的“三为”东方管理文化。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我连续参加ＩＦＳＡＭ 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先后提交了《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建
设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中华优秀文化与管理科学》《面向２１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东方管理
文化的复兴》等多篇关于管理文化和东方管理文化的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东方管理文化

研究的进展。 在第三届世界管理大会的论文《东方管理文化的探索》中，我第一次提出东方管理文
化的基本精神是“人乃天”和“事人如天”，这其实也是对“三为”东方管理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的深
入阐述。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实施计划经济模式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一脉相承的管理文化。 尤其是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抹杀了个人的独立价
值，“人乃天”“事人如天”“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被有意无意地遗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时，曾经有不
少学者反思这个问题，但他们倚重的理论主要是西欧文艺复兴以来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人本主
义”。 西方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本身很有进步意义，但后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

逐渐蜕变成了“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及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都
可以说明这一点。 所以，不加区别地借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其他学说，并没有使得中国真正
走上“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相反，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倒是在许多
方面重复西方国家的错误。 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理论与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但首先要取精华、去糟
粕，然后还要考察那些精华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怎样调整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 因此我坚持认
为，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发掘资源，古为今用，培养和创建适用于现代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中其他国

家的东方管理文化是一种更可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