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往事

决心把小力留在身边。可怜的小力，来到人间就跟着我漂洋过海，穿州过省。武汉、
广州、万宁三地相隔千里，亲人们牵肠挂肚，谁都盼我和小力早日脱离苦海，一家
团聚。
如同无数“知青”一样，一个号召，一个通知，就奔赴最艰苦的地方。要回城，
回到大城市就比登天还难。我和海滨及两家的父母费尽心机，作了 6 年多的努力才
如愿以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接收单位。我们都绞尽脑汁找关系。大家认为，大城
市进不了，广州周边的县市都是好的，重要的是先离开那苦海。记得父亲还亲自陪
我到花都县狮岭找教育局的熟人，希望花都某学校能接收我。公公在武汉也找过不
少关系，希望我先调回武汉，然后再把海滨调回去。不管怎样，总比在海南好。有
了接收单位还要万宁肯放我走。本来夫妻两地分居就是工作调动的硬道理，但是在
那个人折腾人，毫无人性可言的年代又有什么用？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人家就是不
同意！不放你走也是对你不安心的一种惩罚。当时县文教办主任是县委书记的老婆，
县委书记是东北南下干部，老婆是广西人。申请调走的大陆老师都去找她，认为她
是大陆人，容易沟通理解，同情我们的处境，她同意了，教育局不会有问题，但是
没几个人能走得了，可能她也有她的难处。直至有一天，一个头脑清晰的旁观者偷
偷对我说：“你要想走得了，别去找文教办主任，找李局长去。”教育局李局长是当
地万宁县人。开始我不理解，后来认真想想觉得有道理。一方面当地干部多数是从
农村培养出来的，心理上需要大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教育局是学校的直接领导，
越过教育局找文教办（这是文革时期的体制）是不妥的。想通后我决定改变努力的
目标：专攻李局长。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对他毫不了
解。加上那年我挨斗，他对我的印象肯定不好，一点信心都没有。一次他生病住院
了，我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买了礼物去医院看望他。当走到医院门口时，我
两腿发软，好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似的，心跳得厉害，不得已硬着头皮进到病
房对局长表达了慰问之意。看上去，他对我前来看望有点高兴。假期探亲回广州时，
我花了不少钱还走后门才买到两瓶茅台酒，回到万宁送给他。他家的后门对着万宁
中学的操场，后门前面那口水井是我们天天去光顾的，很是熟悉。送酒的那天，我
把酒放在水桶里，假装着去提水，免得让人知道。走到井边看没有人就赶快溜进李
局长家的后门，放下酒和一封事先写好的便条，马上就离开，他回到家里就应该明
白了。这两次打交道我都没提调动的事。第二年海滨到万宁探亲，也专程登门拜访
他，当然也带些礼物给他，和他一起下象棋，关系搞得不错。这样一来一往的，李
局长总算松口了，同意我调回广州工作。1978 年春，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工作大会，
海滨多年的科研成果被送去参会。这次科技大会被认为是全国科技春天的到来。大
会有一精神对我们很有利，就是要尽快解决科技队伍技术骨干人士夫妻两地分居的
问题。海滨科研所的老蔡所长很欣赏也很同情他，积极帮他解决我的工作调动问题，
亲自向航运厅报告我们的情况。当时省航运厅正在筹办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和
船员技工学校，作为照顾干部家属，我被这两所学校接收，直至调进任教。按政策
规定，省内调动要经过省委组织部审批。为此海滨也花费了不少精力，找到湖北老
乡老余（省商业局局长）帮忙，打通省委组织部的关系。真是层层过关，苦苦挣扎

了 6 年多才于 1978 年 6 月回到广州工作。
在万宁的 8 年多，有几件事令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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