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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 苏东水文集

恶不作。 最令他们欣喜不已的还是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 他们盲目乐观地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
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① 。 于是，英商和各国商人
带着发财的憧憬，争先恐后涌向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开行设栈，准备大做买卖。 １８４４年，在上海
设立的洋行有１１家，至１８５４年，骤增十倍。 输入通商口岸的货值也急剧上升。 以英国为例，输入
中国的商品总值为９６９３８１镑，１８４５年增加了１４０％ 。 从此，东南沿海地区洋货充斥，外商云集，首
先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然而，事情的发展与外国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背驰。 开辟通商口岸十多年的结果，只是把外贸
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机器工业的销售并没有扩大多少。 并且，从１８４６年开始，上海的进口货值

已呈现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沿海地区自然经济结构的顽强抵抗。 前文已述，以织助耕是鸦片战争前夕
沿海地区的基本经济结构。 这种结构使广大农民不依赖于市场而存在，有着顽强的坚韧性。 尽管
西方的机器工业品价廉物美，但中国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凭借大量充裕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限制，利用农闲进行副业生产，既不需额外追加劳力，也不费特别的时间，所以能够较长时期地抵制

机器工业品。 其次，鸦片走私吮吸了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购买力。 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货币购买
力极有限，经鸦片吮吸后，留给机器工业品的就微乎其微了。
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江苏松江、太仓等地的手工纺织业因特殊原因而遭受局部冲击外，
五口通商的开辟并没有给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其经济发展依然沿着鸦片战
争前的旧轨迹缓慢运行。
（２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与沿海地区自然经济结构的初步解体。 早在
１８４５年，英国资本家就对他们的机器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状态感到愤愤不平，把取得扩大沿海开放
范围和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的权力作为解救之道。 １８５６年，英国制造“亚罗船”事件，再次挑起侵

华战争，最后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条约增开了十个通商口岸，除汉口和九江
外，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南京、镇江等都位于沿海地区，从而使侵略者的掠夺基地从
东南沿海扩展到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 条约还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和２．５％的子口半税，
夺取了海关行政管理权，鸦片贸易被合法化。
通过这些新获取的特权，外国侵略者加紧了对沿海地区的商品倾销。 从１８６４ —１８９４年，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有了显著增长。 其中１８６４ —１８７５年，各年贸易总额为１ —１．４亿海关两，１８７６ —
②
１８８７年，增加到１．４ —１．９亿海关两，１８８８ —１８９４年，再增为２．２ —２．９亿海关两 。 进口商品的结
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１８４２ 年，鸦片居首位，占５５．２％ ；棉花其次，占２０％ ；棉织品又其次，仅占
③
８．４％ 。 至１８８５年，棉制品已跃居首位，占３５．７％ ，鸦片退居第二位，占２８．８％ 。 其他如钢铁、煤
油、火柴，洋糖等商品的销量都显著上升。 这说明，西方的机器产品已初步打进中国沿海地区的商
品市场。 同时，中国农产品和各种工业原料的出口也呈递增趋势，其中茶叶和生丝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豆类、甘蔗、花生等。 这又说明，沿海地区已初步沦落为西方侵略者的原料产地。 因此，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沿海地区经济正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漩涡中。
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顽强抵抗，但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始，这种力量悬殊的抵抗开始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了分解的道路。 这种解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

① 彭泽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１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９７页。
② 转引自魏永理： 《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页。
③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８ —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