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8 - 107學年度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畢業專題發表會「向。哲光」

只需要對「自己」負上道德義務，對自己以外的他人，無須負上道德義務，每個

人應該追求的僅僅是對於自己的道德義務，換句話說，無論人做什麼事、追求什

麼，唯一的道德義務就是對自己最佳的行為，也就是「自利」的行為，在這樣的

脈絡下，人們所選擇的行為是否對自己有利，成了倫理利己主義對於道德行為的

判准；在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中，人類行為的正當性，在於追求最大多數人的

最大幸福，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是「好的」、「有道德價值的」，在於其行為所造成

的結果是否對整體人類社會造成正面效益，人應當在道德抉擇時選擇能對整體造

成最大效益的行為去實踐；康德的義務論主張人的行為是否具有道德價值在於人

的動機是否是出於義務的，而不是此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若人的行為背後的動機

不是出於義務，而是出於其他原因，為了達成某些其他目的，那此行為就不能成

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行為是否是出於「善意志(good will)」，成為康德義務論中

判斷道德行為的重要指標(林火旺，2009，25-104 頁)。以上所舉的規範倫理學理

論的例子中，我們能知道，每個理論都有自己的所謂的「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電車難題揭露了效益主義的可能性問題；在一座孤島上，人是否還是

必須遵守康德義務論中所說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德，2016，

65-84 頁)所發出的命令，或是面對追殺自己好友的殺人犯質問好友下落時，是否

應該仍然秉持著「不把人當手段，而當成目的」的理念，並對殺人犯全盤托出好

友的下落；倫理利己主義則嚴重使人良心不安，直接性的有背於人的常識，而往

往道德兩難出現後，規範倫理哲學家所做的反應便是對原有的理論提出補述，或

是對其主張做出更正或修改，但結果卻如電影劇情般玩弄人，新的道德兩難，再

次因應著新的理論而誕生，整個規範倫理學的更迭史， 就是不斷重複著這兩個

動作，難題出現、理論補述、難題再出現、再對理論作出修正。到這裡，筆者不

禁懷疑，這一切的導因，會不會是因為從一開始，人在處理倫理學問題時，就選

錯了方法論，規範倫理學的方法論忽略了人處在世上的獨特性和主體面對情境的

特殊性，而不斷的往客觀、普遍的，形而上的永恆原則追求，忽略了主體端的考

察和重視，也沒有對人對於道德判斷的意向性做考察，這種「客體地位過度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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