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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加入与主动退出：日本参与国际捕鲸机制研究

的最后一项重大外交决策。随着日本公开的捕鲸 禁令”的规定对鲸存量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评
活动不断受到各方面的谴责，日本多次申请开放 估”，但时至今日由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对
商业捕鲸都被驳回，日本最终通过退出的方式来 鲸类存量数据的缺乏，国际捕鲸委员会仅对数量
表达对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运行机制的不满。 有限的几种鲸在部分海域的存量进行了大概的估
（二）国际捕鲸机制的有效约束力相对不足 计，未能出台关于鲸类存量的全面的综合性的评
国际捕鲸机制最初确立的宗旨是“谋求适当 估报告。相比较其他的国际环境机制，国际捕鲸
地保护鲸类并能使捕鲸业有序地发展”。但由于日 委员会无论从议题影响力还是成员规模而言都无
本等国持续的大规模捕鲸活动严重影响了鲸类物 法和其他国际环境机制比肩，这在一定程度上都
种的生存，国际捕鲸委员会在 1986 年提出“商业 影响了国际捕鲸机制的效力。虽然制度有效性通
捕鲸禁令”要求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停止商业 过注重实际表现而非制度规则能够避免其中的一
捕鲸。尽管 1986 年之后国际捕鲸委员会在保护鲸 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将使
类方面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国际捕鲸机制实际 一个国际制度取得高度的效力，而国际捕鲸机制
上却陷入了一种僵局，依据“商业捕鲸禁令”而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进行的对鲸存量的评估报告的难产以及国际捕鲸 （三）日本政府通过国内动员抵制“商业捕鲸
委员会成员国对捕鲸管制的抵制，这种局面使得 禁令”
国际捕鲸委员会中的任何决策都难以通过，十分 虽然二战结束后多年来鲸鱼目前并不是日本
不利于对鲸类的保护也使国际捕鲸机制的有效性 的主要餐食来源，但鲸鱼捕食在日本国内已经形
骤减。 成了巨大的产业链条，商业捕鲸禁令的颁布无疑
国际捕鲸委员会内部分歧导致在国际捕鲸委 撬动了日本捕鲸从业者的利益，所以日本国内多
员会内部持“激进的环境主义理念”的环境非政 个机构依然意图构建日本的鲸鱼传统文化，正如
府组织与持“温和的环境理念”的主张对鲸鱼进 日本的捕鲸协会所声称的捕鲸是日本历史和文化
行适当保护的国家对鲸鱼的管制从 1982 年提出 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禁止商业捕鲸的做法正在
“暂停商业捕鲸”开始出现了分歧，后者主张对鲸 掠夺日本文化和传统中的重要部分 [29] 。日本原渔业

鱼适当的保护支持了对鲸类的可持续利用，只要 厅官员声称对日本鲸类研究所（Institute of Cetacean
不危及鲸物种的生存就可以适当对鲸鱼进行捕捞。 Research，ICR）， 日 本 鲸 类 协 会（Japan Whaling
而持“激进的环境伦理理念”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Association，JWA） 和 日 本 小 型 鲸 鱼 协 会（Japan
则认为鲸是有灵性有情感的动物。商业捕鲸是不 Small-Type Whaling Association，JATWA） 等 各 个
道德的并异常残忍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拒 鲸鱼管理机构拥有领导力，日本曾经最大的两个
绝对鲸类任何形式的捕杀。这样的矛盾就使国际 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内部都有自己的鲸类管理机
捕鲸委员会在反对捕鲸的立场上出现严重的分歧， 构，鲸类管理虽然不是日本重大的政治议题，但
导致了一些反捕鲸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落实。 对日本渔业管理部门而言确是日本比较慎重的议
国际捕鲸机制缺乏相关法律及有效的惩罚措 题 [30] 。捕鲸背后的政治利益不容忽视。日本退
施。日本虽然近几年减少了“科研捕鲸”的数量， 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决定和日本国内选举政治密
但是以科研名义的捕鲸活动仍在继续，而国际 切相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乡山口县下关市
捕鲸委员会也并未按照相关法律对其行为采取实 是日本“近代捕鲸发祥地”，而自民党干事长二
质性的惩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的捕 阶俊博的选区和歌山是日本捕鲸盛行地区，自民
鲸行为。国际捕鲸委员会仅限于在国际捕鲸委员 党捕鲸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滨田靖一的老家千
会年会上通过系列决议对捕鲸国的捕鲸行为进行 叶县也有捕鲸产业，对日本政府的退群行为都表
[31]
谴责，但实际上这样的谴责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示了支持 。“农林族”议员在日本国会中的势
力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在“商业捕鲸禁令”生效 力很大，向来是自民党选票的重要支持来源，而
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依据“商业捕鲸 “农林族”议员和日本捕鲸机构的复杂利益链条

54 日本研究·2020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