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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加入与主动退出：日本参与国际捕鲸机制研究

致使当政的自民党绝对不会放弃这部分巨大的票 禁令”是日本近年来进行国内动员的主要策略。
田。 捕鲸相关类型的演讲在日本民众中有助于唤起民
日本政府为了使深海商业捕鲸计划快速再次 族主义情绪，并达到民众对于日本政府捕鲸政策
扩大以及达到合法化，为了在进行国际谈判时保 广泛支持的目的。2006 年 9 月日本鲸鱼饮食文化
持日本的优势需要动员国内公众意见来支持日本 组 织（the Group to Preserve Whale Dietary
捕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在国内外积极 Culture）在日本石卷举行活动聚集当地民众来宣
工作，在国际捕鲸委员会和日本国内来促进政策 扬鲸鱼饮食文化，参与者多是 50—60 岁伴随着战
的制定从而增加支持日本捕鲸的人数，让那些保 后对饮食鲸鱼有着美好回忆的民众，日本该组织
[33]
持中立的国家支持日本捕鲸并削弱和鼓励那些反 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政府提高民众对捕鲸的支持 。
对捕鲸的国家。这些活动主要通过三个机构来执
结语
行：日本水产厅—政府农业部门的外部力量，日
本鲸类研究所—研究鲸类以及它的副产品分布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捕鲸机制的有效性
机构和外务省。日本官僚机构普遍认为捕鲸问题 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国际捕鲸委员会在反捕鲸
应该成为日本渔业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水 活动中的作用甚小，一些对捕鲸活动的管制政策
产厅虽然不是外务省，但有能力为了渔业外交的 也收效甚微。有些体制更多地体现在过程的管理，
主要目标分配重要的资源：一个稳定牢固的海洋 即在管理或者遏制问题方面比解决问题更加有效。
资源供给，有权使用富足的渔场，维持和发展日 不能简单地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来考虑制度的有效
本的捕鱼产业。为了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各种各样 性。一味地追求解决问题的机制可能会导致彻底
的政策和外交资源。日本国内将要维持和扩大商 的失败。很多体制的有效性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产
业捕鲸的态度十分明显。日本希望建立在这些小 生了变化。对于鲸鱼和捕鲸体制来说总体而言在
鲸鱼物种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的规定之外来促进大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其管理明显已经越
规模商业捕鲸；同时执行深海捕鲸是以科学调查 来越有效，而这也就是发生在其构成原则从功利
的名义，换言之这项调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大洋 性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向非功利性保护

进行并确保鲸鱼被捕捞进入分销市场。尽管遭受 主 义（preservationism） 进 行 实 际 转 变 之 前。 国
来自国际社会的剧烈批评日本政府从 1987 年开始 际捕鲸机制的有效性通过三个标准来讨论：国家
发起科学研究鲸鱼项目来挑战新的国际捕鲸权威。 目标、科学报告和政治讨论的一致性、对现状的
从 1987 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花费大概 9 亿日元来 相关改进。在这样的标准下，1949 年到 1960 年代
补贴日本鲸类研究所主导的鲸鱼研究的主要目的， 的国际捕鲸机制得分很低，但是在 1960 年代中期
用日本鲸类研究所发言人的话来讲就是“证明商 到 1970 年代末其有效性增加，但是后来的国际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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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捕鲸是可行的” 。 鲸机制有效性又降低了。即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的
日本政府在捕鲸问题上非常重视打道德牌， 商业捕鲸禁令通过之前国际捕鲸机制的效力呈现
利用符号化的道德因素来倡导国内对政府捕鲸立 起伏的状态，这说明国际制度的效力是个动态变
场的支持 , 唤起民众对捕鲸文化的支持。日本水 化的过程，效力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解
产厅认为捕鲸问题已经并非简单的渔业问题，而 释国际捕鲸机制发展时需要运用两个视角，首要并
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捕鲸代表了日本的国 且最重要的是有效性随着问题类型和相关国家的偏
家兴趣和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捕鲸问题被日本水 好的不同而逐渐变化，问题越恶意有效性越低，同
产厅向公众提出这是一个涉及民族自豪感的问 时有效性也和问题解决能力相关 [34] 。国际机制的
题，然而讽刺的是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做了很多损 参与主体即其成员国家的解决问题偏好对国际机制
害日本形象和声望的举动。日本渔业厅从上世纪 的效力影响颇深。
70 年代开始是捕鲸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捕鲸活动 1958 年当英国委员提出要对捕鲸工具进行限
动员的中心。打着文化的名号来反对“商业捕鲸 制并对南大洋捕鲸配额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方案

日本研究·2020 年第 2 期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