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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加入与主动退出：日本参与国际捕鲸机制研究
执行力度或惩罚措施以及国内政治因素等都是国 鲸文化”是日本政府和捕鲸业在日本战败后的特
际机制对国家行为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11] 。 殊情况下所制定的特殊政策，战后贫瘠的食物供
国际机制的外部性是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有 应促使了日本民众对于鲸鱼相关食品的特殊偏好，
效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国际机制的高外部性有利 政府也鼓励民众通过捕食鲸鱼来增加营养，解决
于国家行为产生聚合效应，低外部性为国家行为 战争结束后食品供应的困难问题。困难时期过后
的离散效应提供了必要条件。当然如果所有国家 除了商业捕鲸的国际控制在日本鲸鱼的饮食文化
选择相同的行为模式，即使外部性很低国家行为 中重新定位的现象，日本水产有限公司和玛鲁哈
对国际机制也会产生聚合趋向。因此实际上低外 （Maruha）公司等主要渔业公司也逐渐从捕鲸的历
部性是国家行为产生聚合行为的必要但不充分的 史舞台中退出。但整个日本列岛的某些地区历史
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对国际机制会产生聚合 上却形成了一种流传下来的捕鲸饮食文化，这些
效应和离心效应，国内政治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 特殊的个案在后来短暂的战后时期却形成一个整
如果国家行为外部性很高，行为模式更多是被国 体的历史先河，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商业捕鲸的基
际机制的设计而不是国内因素决定的。如果外部 础。
性很低国内政治因此会发挥更多的决定作用。当 作为传统的捕鲸国家日本一直活跃在国际捕
国际机制的外部性高时国家会不顾国内政治安排 鲸活动当中。《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出台之前，日
而非常有动力来遵守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设计 本一直以拒绝签约的姿态来反对该公约的诞生，
也是其对国家行为影响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合作 迟至 1951 年日本才加入了国际捕鲸机制。自 1986
中信息的提供对于合作困境的有效解决是十分重 年“禁止商业捕鲸禁令”生效以来日本利用《国
要的。在囚徒困境下“合理设计”的机制将有很 际捕鲸管制公约》的疏漏“审时度势”地废弃商
强的监管能力并允许成员执行运行战略。在国家 业捕鲸转而以“科研捕鲸”的名义继续进行捕鲸
合作情况下合理设计的机制将通过在国家官员间 活动。《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该条约的
鼓励亲密的网络关系来帮助国家间进行讨价还价。 任何缔约政府均可按该政府认为适当的限制数量
由于国内政治的因素成员国家在倾向遵守国际机 颁发给以科学研究为目的而对鲸鱼进行捕获、击
[13]
制标准时展示了很大的差异，作为潜在稳定的机 杀和加工处理的国民特别许可证 。因此日本一
制成果国家行为的离心倾向就会出现。当国内组 些海洋学家利用这一项条款并以“科学研究”为
织和国内利益集团介入成员国家间时我们最有可 名建议其政府向捕鲸机构索要捕鲸许可配额。“商
能观察到离心倾向。国际机制为其成员设立标准 业捕鲸禁令”颁布之后由六家日本捕鲸公司于
并鼓励成员遵守，这些目标是自愿的并没有设立 1976 年 2 月 15 日共同组合成立的日本共同捕鲸
强制措施，成员国家不希望遵守标准的失败将导 株式会社宣布解散，日本进而成立共同船舶株式
致来自其他成员国家或者机制的惩罚 [12] 。因此国 会社，共同船舶株式会社作为合法性的盈利企业
际机制本身的设计也是考核其对国家行为有效性 主要业务包括鲸类科学调查研究和鲸鱼制品的开
的标准之一。 发与贩卖等 [14] 。日本政府和水产厅委托日本鲸类
研究所对全球鲸类进行调查研究，日本鲸类研究
二、“国际商业捕鲸禁令”通过后日本屡禁不
所则将调查任务委托给共同船舶株式会社，捕杀
止的捕鲸行为
的鲸类动物由鲸类研究所进行亲自加工，然后由
捕鲸问题在日本从传统而言并不单是野生动 共同销售株式会社进行贩卖。鲸类研究所和共同
物保护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而是主要通过海洋资 船舶株式会社和农林水产省及其下属部门水产厅
源的“可持续利用”来解决粮食的供应问题。日 的关系密切，每年接受来自相关部门的水产补贴。
本捕鲸部门明确表示其使命是“鼓励海洋哺乳动 水产厅的退休官员也可以把共同船舶株式会社作
物的可持续利用”。日本虽然从江户时代就有捕 为退休后的理想去处。
食鲸鱼的记录，但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流行的食 日本鲸类研究所在“商业捕鲸禁令”通过之
50 日本研究·2020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