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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加入与主动退出:日本参与国际捕鲸机制研究



              的疏漏从事大规模地捕杀鲸鱼活动。国际捕鲸委                             献于解决或者缓和问题的程度。从广义上讲,有
              员会即使通过并生效了“商业捕鲸禁令”却并                              效性是规则和基础的产出,但是这些因素的成功
              未有效地制止日本长期以来的捕鲸行动。2018                            也未必能保证机制的成功。从狭义上讲,有效性
              年底日本更是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摆脱                              是指最佳的效果和无政府状态效果的比值。环境
              国际捕鲸机制的束缚,重新开启商业捕鲸之路,                             机制的有效性受到制度的设计、制度的公正性和
                                                                                     [8]
              引发国际社会一片谴责。本文重点从国际捕鲸                              合法性等因素的影响 。在杨看来机制的有效性
              机制对于国家行为的有效性视角来探究日本的                              不是非有即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程度的问题。
              捕鲸问题。                                             德特勒夫(Detlef F.Sprinz)认为,国际制度的有效
                                                                性需要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体可以克服不合作的
                  一、国际机制与国家行为的有效性
                                                                意愿,通过合作使它们的共同福利最大化。在解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机制的作用逐渐成为世                           决跨界或全球环境制度中,一个国家进行的解决
              界政治关注的主要内容,战后的国际机制研究大                             问题的活动需要有利于他国,反之亦然。即要做
              多是关注新设计的国际机制如何应对解决战后涌                             到经济学理论中的使用政策工具的边际集体成本
              现出的诸多新的世界问题。国际机制这一概念在                             等于其集体利益,这样就会达到汤姆·蒂坦伯格
                                                                                                    [9]
              上世纪 70 年代由约翰·鲁杰提出之后逐渐占据国                         (Tom Tietenberg)所说的“集体最佳” 。在关于
              际关系话语中心。虽然约翰·米尔斯海默等现实                             国际制度研究的早期阶段,环境问题的案例并不
              主义学者对制度有希望维持世界和平的观点持否                             多,相比之下,对制度有效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
              定态度,认为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产生的独立影                             在环境领域       [10] 。
                     [3]
              响甚少 。但制度主义者依然把制度作为解决国家                                 奥兰·杨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对机制有效性做
              所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主要方法。上世纪 70 年代                          出界定,但事实上对机制有效性的界定并不能简
              国际机制研究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开始兴起,                            单地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来看待。机制有效性的影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往往以有关制度作用的辩论                             响因素往往需要因具体机制不同而区别对待,有
              形式进行。理论家们开始关注和制度相关的一些                             关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的关联问题也成为国际机

              问题:制度的根源和动力、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                             制效力研究的突破口。学者莉莉安娜·博策瓦
                                  [4]
              响以及制度的形式等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                         (Liliana Botcheva)和丽莎·马丁(Lisa L. Martin)
              制度方面的著作就被定义为大部分是处于学者们                             从国际机制与国家行为互动的视角来关注国际机
              对于一个现实议程做出反应的要求:证明制度对                             制的有效性衡量标准,对于理解机制对国家行为
                                        [5]
              于国家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随着国际政治的日                            的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博策瓦和马丁把
              趋复杂和国际霸权的衰落,国际机制如何发挥作                             整个国际机制作为研究变量探究国际机制究竟对
              用引发更多的关注。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                             国家行为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在什么情况下应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                             该产生这样的影响。两位学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
              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分析来说明国际机制对于                             关注点从国家合作转移到国家行为的多样性分析
                                                  [6]
              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 。针对国                            上并设计了一个聚合效应模型,假设当国家试图
              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是否发挥作用,奥兰·杨也                             解决对国家行为而言存在大量外部性的合作问
              进行过回应,“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制度在国际                            题、国际机制具有充足的执行力来超越集体困境
              社会中发挥作用,所以新制度主义者和新现实主                             时聚合性效应(convergence)存在,而当外部性
              义者之间关于国际制度的虚假前提的辩论持久化                             不足而且国际机制执行力很弱国家的离散性效应
                             [7]
              是毫无意义的” 。                                        (divergence)就会出现。因此就会产生有些国际机
                  超越了关于制度是否对世界政治有效的争论,                          制导致国家行为的聚合,有些机制导致国家行为
              制度主义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机制的效力问题。                            的分裂,而有些机制甚至对国家行为而言完全没
              奥兰·杨认为有效性是一种程度,是管理体制贡                             有任何影响的结果。国际机制的外部性、机制的


                                                                                      日本研究·2020 年第 2 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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