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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 苏东水文集

动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从而击穿了封建神学的藩篱，重新唤起了市民社会的兴起。 为了保证商业交
易，因而民法重新发达起来。 封建主所重视的农业也并未说是有明确的政策上的抑制，客观上形成
抑制而后促进农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存在的。 同时也说明在这个比较上，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八，国家干预是东方管理文化的传统，而自由放任是西方管理文化的传统。
自从国家出现，它作为社会最高权力体现者，在对社会进行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中就开始发
挥重要作用，但是东西方国家干预是有差别的。 相比而言，东方尤其是中国，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
预是强有力的，国家会规定一些强制规定，或直接参与经营（盐铁官营）以及成为社会经济尤其是农

业的发展（水利的兴修）配备促进和引导的政策。 西周，在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全国土地归国王所
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再分为卿大夫，分封的土地划分为“井”字
形，历史上称为井田制。 而在基层社会，则实际上仍由家族公社分配给各户耕种。 在赋税制度方
面，《周礼·地官·载师》记载：“凡任土，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
县、都皆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已。”在矿冶方面，矿产只许国家开采，严禁私人采冶的官营制
度。 到初秋时，齐国“相地衰征”，按土地好坏登记征收赋税，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

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１０％ 。 郑国“作封洫”，“作
丘赋”，丈量土地，划分疆界，编制田亩，沟通水利渠道，承认土地私有权，并对私田实行征税。 汉代
实行抑商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记载“重税以困辱之”。 国家直接介入某些工商业，实行盐铁官
营，置“均输官”和“平准官”，直接经营商业，并通过对某些商品的收购与抛售以平抑市场物价，到唐
宋明清，更是过之。
而在西方，古代城邦制度和海外殖民主要是靠自由贸易，维持母邦和子邦的关系，市民社会较
东方农业社会要发达，是以中世纪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后，借助于文艺复兴运动，市民社

会相对于国家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交易制度，法律制度，海外贸易都依次而展开。 我们今天称
之为市场经济，其本质是在社会之上“自然生长”的，所以在西方社会，欧洲各国普遍采纳重商主义
和自由放任主义，虽然在此前，也会有一些国家的干预，但其规模和重要性、积极主动性也远不如东
方社会，而且远不是西方管理文化主流。
第九，东方重人文化和宗教，而西方重神化的宗教。

如果说，各个社会都存在一些心灵生活和行为的信条的话，那么东方的（中国）更是人文化和伦
理性的宗教，而西方的则主要是神性十足的宗教，前者以中国儒家为代表，后者以基督教文化为代
表。 东方的人文宗教和西方的神化宗教作用环境和机理都是有差别的。 人文宗教可以帮助日本经
济和东亚“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新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财富，这不是简单
的经济决定论所能解释的，这恰是文化的作用。
第十，东方管理文化是以家庭学为本的家国一体文化，而西方管理文化是以个人为本的集团本
位的文化。

东方管理文化不能简单地说以家庭为本位，西方管理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个人本位。 因为
东西方人们都是社会的动物，都处在一定环境之中，都要过群体生活，东西方的组织行为模式之差
在于东方（如中国）是以家庭为本的国家一体，而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集团本位，前者更多地与血
缘相关，后者会较少与血缘相关，而体现出某种权力利益之相关性。 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用制
度是伦理化的，可以无中生有，海外华侨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而在后者基础上产生的信用制度，则
利于有中生无，便于划分利益，共同开拓，这种特征各自同当时的环境相适应。

第十一，东方管理文化重综合，西方管理文化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