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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苏东水文集

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强调遵循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规律；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列《货殖列
传》更是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有力论证了经济
法则的作用，论证了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贤
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
久更富，廉贾归富。”患贫、思富、求利是当时人们的共同社会心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营利活动是任
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客观现象。 管理唯有因势利导，教育善化，方为上策。 所谓“善者因之”道乃治
国之善政。

而西方管理文化，不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还是黑暗的中世纪，不管是国家生活还是社会生
活，其管理的价值观，制度都是神话了的。 所谓人、国家、社会都是依照神祇的意识管理和生活，离
开了神的规定性，是无法谈论管理文化的。 马克斯·韦伯曾经探讨新教伦理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
的兴起、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一个角度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东方管理文化重人不重物，而西方管理文化则是重物不重人。 当然，重物、重人都只是相
对而言。 东方更重视人而西方更重视物。 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非常注重人的内省、修炼，

所谓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成为一种先是向内，而后向外的一种管理文
化。 而西方管理文化，更多的是见物不见人，尤其是到古代后期，科学越发达，发明越多，物质主义
的倾向就益发明显。 很明显西方管理文化重物，造就了科学技术的发达。 而早熟的中国文化则在
科技上曾领先世界，但旋即久被西方世界远远抛在后面，这与过分重视人而不重视物是有一定关系
的。 古道学家，大都重道轻物。
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之重人，从宏观上说重视人心向背，从微观上重视人才归附。 要夺取天下，
治好国家，办好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儒家就主张“行仁德之

政”，“国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
“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 《管子·牧民》篇中也
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都是说得人是为政之本。 得人才又是得人
的核心。 刘备用诸葛亮是千古佳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总结汉代兴衰的经验说：“亲贤臣，远小
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第三，重人使中国之治国学发达，重物使西方有日新月异的物质文化，对于后世都具有重大
影响。
东方管理文化重视“人和”而西方管理文化则重视“人离”。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
下和睦，左右和睦。 宏观地说，和以兴邦；微观地说，和气生财。 我国古代军事管理中把天时、地利、
人和当作战争胜利的三要素。 战国时将相和故事，齐桓公用管仲，唐太宗李世民用魏征，说明当权
者求人和，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当权者的管理成功才能有组织上的
保证。 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经验就是培养整个产、学、研的和气以及企业内部“像家模式”的和气。

西方管理文化则似乎并不那么关心人和，但是西方管理文化关心独立的个体，我称之为“人离
的状态”。 讲求个体、个性、个人奋斗。 探险是西方的性格，当初对爱琴海的探险，对新大陆的探险，
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探险，则是与“人离”状态下的人的探索未知的精神状态有关的。 相比较而言，西
方的管理文化较利于探险，而东方管理文化，因人和提高了生活质量，却放缓了探索自然界的节奏。
第四，东方重“人治”，西方重“法治”。
总体上说，东方国家更重“人治”而西方国家更重“法治”，人治的最重要特征是个人意志与法律

冲突时，个人意志总会超过法律。 中国几千年的专治统治都是“人治”，君主的意志是最终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