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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研究（ １９９６） ２３７

刑法发达而民法不发达也主要是因为君主需要以强力维护统治，通过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民法发达
始终不是主流，而在西方凡有城市文明的地方，就有市民社会的生长，市民社会的生长，就会带来商
业的发达，民法就生长，发达起来。 东方君主开明时也会有法治，但主要一种君主的意志在理智状
态下实施法律管理，这种状况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有民意基础。 但东方“人治”也有西方法治不可
企及的优点，就是“人治”比“法治”更灵活，更讲人情，更重伦理道德，人治不是退出历史舞台，而是
以一种法化人治的姿态出现在新时代。
第五，东方管理文化讲“天人合一”，西方管理文化讲究“人合于神”。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大自然合于一的关系状态。 如《周易·乾卦》文言说：“夫人
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子
思在《中庸》中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在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 当时儒
家思想代表董仲舒就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
“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里买，

谷川之象也。”在《阴阳仪》篇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无人一也。”宋
代张载也继承了“天人合一”的管理文化命题，在其《近思录拾遗》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合一”的思想，在我国道家思想中就再明显过来了，老子说：“人
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据我所知印度古代也主张“梵我合一”的，“梵我”就是“天人”之意。
西方管理文化中把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分为两个互不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对自然的开发、掠
夺，另一方面则把人的灵魂交给上帝，人们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理应引起人们的灵魂的不安，但既
然灵魂问题已有上帝解决了，人们可以放肆地去征服自然。 大家都看得到，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

的方针，后果惨重，在西方管理文化的影响下、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
匮乏，大气污染，臭氧洞，江海河湖洋的污染，生物灭种加速，新疾病层出不穷，原子弹、核武器，以及
克隆人等无一不威胁人类的未来发展和生存。
在人与大自然关系，东西方管理文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重大的差异。
第六，东方管理文化重“利器”，而西方管理文化重“利己”。

这一点是在器物层面的比较，在器物层面上，中国古代文化是非常重利器的，只是“利器”的目
标在于人事。 孔子《论语·卫灵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国古代人拒绝把人本身作为
“器”。 古代中国也有过四大发明，古代地方官也曾出面相邀和主持纺车和纺技的推广工作，但是，
利器的管理文化已成文中国民间文化的主流，而西方管理文化中，无论是民间，还是国家都是“重
器”的，而且也不回避把人本身作为神意志体现的工具。 古希腊时人们的体育运动，中世纪后的人
们的经济行为，都被看成是神化的人的行为，这一方面，体现在人事方面，东方管理文化更多地把人
看作目的，在此基础上，重视“利器”，西方管理文化在物化分析思维基础上，却不拒绝人本身也成为

器。 从而使人在利己的路上越走越远。 从社会、民间的角度来看，这一方面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像
“天人”关系方面差别那么大。
第七，东方管理文化重农，西方管理文化重商。
这方面主要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客观比较。 诚然，在重农抑商方面，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国家
（君主）一般都极力主张重农抑商，“重农抑商”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早熟的文化以及专制统治相
适应，国家力量总是在各个方面超过民间的力量。 西方管理文化“重商”未必抑农，雅典城邦向海外

殖民时，“母邦”和“子邦”的关系是靠商贸联系完成的。 中世纪后期，农民之外自由民正是借商贸带